贫窮為無物

或許牠們善於隱藏。德國布倫瑞克公國的內廷參事,齊醫,一名動物地看先驅,絕不是一在一七八0年十分詳壽論遷個問題,並董昼,棄靈探勘亞洲內地與非洲前,不能做出墮否定的判斷 一七八三年,山謬,透納差一點找到馬爾地夫獨角獸。不丹的王侯表示自己擁有一隻。要不是十六世紀有些旅行家對歐洲人表示喜馬拉雅山有獨角獸的話,透納也不會只靠一個簡單的負面證據便做此斷定:這位王侯提到他的神奇動物,但透納說,「我卻從未見過」。其他的推測都不可能。大家都實事求是地看著一個去除魔法、一個沒有獨角獸的世界。至少,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這只能算是透過實際經驗認證的亞洲新聞之一。一如約瑟夫,馮.哈默—普格斯塔的簡明扼要表示,這種經驗只有兩種合法來源,「親眼檢視與書籍研究」。
沒有偏見十八世紀有種類似海外旅行的整體「大型理論」,成爲了最講究的旅行家不斷察視的標準。求知的渴望〈好奇心〉早已不足以成爲解釋的理由,進而可以把旅行者粗略地分成兩類:動機低下與動機高尙的旅行者。则第一類包括所有單單出於個人的因素,而離開家鄉的人士:出於冒險慾望、漫不經心、無聊、貪欲或失戀。動機高尙的旅行家,即「有遠大前景,堅強想法」的人叫,追求理想與無私的目標,願意犧牲,無畏艱辛:一般看來,他們願意獻身於歐洲的科學,「征服」新領域,藉由觀察其他民族獲得道德教誨,宣揚基督教,並透過傳布啓蒙室內設計運動精神,促成世界各地「風俗端正」。自約一八〇〇年起,說法逐漸轉變:他們希望爲自己的民族與公眾利益服務。有些旅行家超越了這種往往一再重複的崇高旅行目標的基調,希望自己身爲旅遊四方且飽讀群書的專家,成爲「我們社會中東方國度的發言人」化,視保護遠方民一族免於受到歐洲人的偏見,爲旅行家的義務2 ,或更想克服所有民族的自大,弭除不同文化間的誤解。克勞德—艾倩,薩瓦里在他的《埃及信簡》開頭,便表明旅行是「人類最具啓發性的學校」:有助克服自己的偏見,和自己的祖國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並突破「限制理性的傳統」束縛。具有這樣的心態,並能籌備周全的旅行家!薩瓦里自己的阿拉伯文十分流利則會成爲世界公民。
一七八九年,印度旅行家安奎特—杜培宏,既有高尙的動機,亦有低下、接近一般民眾的旅行風格,總結出高等旅行家的性格特徵,真正的旅行家是把所有人類視為自己兄弟的人,面對快樂與需求之際無動於衷,不會自大與行徑卑鄙,視讚美、責難、財富及贫窮為無物。不囿於一地,以善惡觀察者的身分遊遍世界,不顧其創造者及某個特定民族所固有的動機。如果這位旅行家有文化教養,並具備清晰的判斷力,那他會立即認出可笑之事及虛假的行為、習慣或意圖。
安奎杜培宏在這勾勒出一個準備周全、懂得外語、不斷試圖接觸當地人的旅者的典範。他脫離自己個人,以目擊者的身分介入他的周遭,而不中止自己的判斷。正由於旅行者以自我淨化的方式,按捺住自己低下的動機,不讓其他人的觀察行爲和他們的動機〔及他們的文化背景〉發生關係,越南新娘仲介才能取得一種同樣天眞的自發性判斷力。在這觀點下,旅行者必須經歷三個步驟:首先,他應該擺脫偏見與自己認知力其他不足之處,接著得親眼觀察,最後,才有權判斷,但出聲的已不再是有文化束縛的歐洲人,而是自己的理性之聲。

擁護教皇

 第一步,要把高等旅行家從庸俗之徒中區分出來。他努力要拋開自己,脫離了利益與愛好,他才能達到客觀。這種認知人類學理想的最早表述越南新娘價格之一,出現在皇家協會秘書羅伯,虎克爲那位遭遇船難的船長之子羅伯,克諾斯的錫蘭報告所寫的前言中。裡面提到,在克諾斯書中,不僅愛好冒險的人士會得到滿足,在乎眞實的朋友也會:我至少相信,所有熱愛真實的人會感到滿意。據我和他的一些談話,我認為他絕非出於利益、好感或憎惡、恐懼、希望,或只是吹嘘的意圖,而說些奇怪的事,那有達他的判斷。沒有東西會讓他偏離事實的真相。 和這種客觀對立的,便是偏見。這基本上表現在不以一般的理性觀點,而以絕對化的主觀經驗爲根據的判斷中。一名評論家如此嘲諷一位公務旅行者,他帶著中國一切都差勁的看法前往中國:「當人們偶爾大聲說話一下,他立刻認爲那是他們的民族性。」這位帶著負面偏見的旅行者,發現每個不愉快的接觸都證實了他先入爲主的看法。 在十八世紀的旅行者身上,公正被視爲面對外國人之際該有的正義,並對自己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更重要的做法,就是努力不把其他人硬塞進幼稚的、未經理性思考的歐洲價値判斷框架中。若有誰前後一致地繼續如此思考下去,最後甚至必須放棄進行比較。一八〇九年,不識時務、親土耳其人的湯瑪斯,湯頓表示,「在描述國外風俗上,我擺脫掉民族偏見。在提及異國宗教時,我放棄以其他教派或信仰路線的觀點與方式來做對照。」加如安奎特—杜培宏,湯頓也強調這種認知上的自我超越相當費力:想要不偏不倚描述一個民族,儘管有達我們自己的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或不太抵觸理性的話,是需要超脱偏見、冷靜觀察及耐心研究,這只有少部分的旅行者才具備。口只有少數旅行者會向自己與讀者坦承,這種努力的最高形式便是自我修正偏見,這不只是擺脫偏見的練習,更是突出的道德成就。橫度喜馬拉雅山的山謬,透納便是這種能夠自我批評的旅行家。他承認,因結論過於倉促,對不丹人有不當的負面評價,但在旅行之際,便已修正過來。在另一處,透納儘管十分願意,且多方嘗試,還是對無法習慣食用生肉表示遺憾。他可是心甘情願嘗試。凶不過,卡斯騰,尼布爾毫無疑問可以教育一群想法粗俗的群眾,但他坦承:「當我第一次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時,我對穆罕默德信徒還抱有可怕的相心法」,但這很快就被糾正過來。 這種不偏不倚,不僅只在東西方的關係中是必要的。並不只是在歐洲與其他文明間採取一個鮮明的價値對比。相當獨特且會評估價値的民族基本形式,是隨著民族君主國家在歐洲的出現而形成的。在成熟期的啓蒙運動世界主義平息下來前,一些英國作者對「擁護教皇」的法國人,態度比土耳其人還要粗暴,而不算是亞洲人熱情朋友的亞歷山大,漢米頓,對葡萄牙人、耶穌會修士與泰國東印度公司,可是深惡痛絕。 有時透過批判前任者和對手的意識型態,證明自己具有優越的認知力。指出其他人的束縛,便是希望自己可以擺脫,讓自己的優越立場變得可信。這種論證策略並不在證明其他人的認知錯誤,而在詆毀他們的動活躍在中國的耶穌會修士 ,大體上早〈而且還算有理乂就開始質疑航海家與商人們的報導。 Continue reading →

負面評價

 在一八世紀後半葉,他們自己遭到猛烈抨擊。起先,他們的清教對手勉強承認耶穌會修士在中國優於其他的報導者。咖一七七三年,原是牧師的荷蘭人康奈立斯,德,博激烈攻擊耶穌會修士的可信度,不過,當他們的屏風隔間論點有助他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時,他卻毫無顧忌地拿來使用。德,博攻擊耶穌會修士讓啓蒙運動讀者最易明白的「偏見」是,由於他們神職人員的性格,使他們對奇蹟故事特別在乎。的確,他的論點觸及到耶穌會修士最敏感的部位,特別是某些美化與遲鈍死板,而不是符合時代、顯得高雅的博學。不過,德.博幫中國卸妝、「還其本色」的計畫,最後還是縮減了些。相形之下,批評耶穌會比較容易,但問題在於找不到太多共鳴。咖一七九九年,德,博死前不久,對中國與耶穌會絕不友好的馬戛爾尼使節團部分證實了教士們的數據,德,博的名聲便開始動搖。例如,德.博估計中國人口只有八千兩百萬,低得荒謬;而馬戛爾尼及同伴則採用教士阿米歐特根據中國資料得出高出四倍的數據〈很接近今天的估算〕。 法國自然科學家及海軍特派員皮耶,索稜哈,也是一名自稱爲公正無私的作家,但他譴責耶穌會修士時不同於德,博,因爲他畢竟見過廣東:他們無私的宗教性格,是種掩飾他們企圖進行世界神權統治的藉口 ,而他們理想化的北海道,則是宰制一個受人擺佈的民族的神祕化柔性烏托邦。加馬戛爾尼使節團中最犀利的中國批評家是約翰,貝羅,強說耶穌會修士在耍手段,而且是牆頭草:他們相信要說實話,但許多人广不是所有的〉壓下負面消息,以免失去皇室的恩寵。他說耶穌會修士上了中國人自我解釋的當,因此也有了自己的偏見。這位見識明確的評論者,因而在觀察外國民族時,「不以他們自己的道德基礎來看,而以他們的眞實情況」。加因此「哲學的」觀察家有了一個認識論的範疇。他把自己視爲不帶偏見的理性人士 ,佔有超文化觀察家的位置。 不過,剔除偏見並不意味著排除原有的知識。這裡出現了 一個兩難,是理論一直無法完全解決的,就算某些作品在實際描述中,眞的找到折衷的方法。一方面,過度的教育資產成了公平認知的負擔。另一方面,要理解,必須要先知道。一個純潔無知來到這個世界的人,可以見到很多東西,卻理解不了什麼。 保證公平,也可能成爲抄襲的藉口 。莫名其妙來到印度洋島嶼的法國清教徒法蘭斯瓦,雷古阿,在自己充滿冒險活動的報導中,保證自己自覺地不去參考以前的遊記文獻,以免有損文中的坦白直接。不過,後來發現,事實正好相反:這位以描述自然出名的雷古阿,文學手法高超,卻厚顏無恥地利用早先的作者。胡修院院長尙—安東,杜波的例子,則有點不同。這位逃離法國革命的神職人員,在印度南方生活超過十七年之久,基本上是在邁索爾邦。一八〇八年,這位修院院長將自己以空前詳盡的手法記錄下印度風俗習慣的大批手稿,賣給在馬德拉斯的東印度公司。一八一七年,先以英文譯本出版,!八二五年,這個民族志經典增版後的法國版本,由巴黎王室印刷廠印製,又再成爲一八九八年英文新譯本的參考版本。此後,本書不斷重印;修院院長設身處地的描述,讓他不僅只在印度受到持續好評。這位修院院長因缺乏書本知識,而能輕鬆融入印度環境,名噪一時。他行李中只有聖經,之前對印度人所知不多,但「我讓自己像他們那樣生活,完全適應他們的各種設計習俗、生活方式、服飾,甚至他們的偏見」。東印度公司的要員們推崇這種廣泛的實際參與觀察所得,顯然是殖民地的英國人無法做到的,至於收購這份手稿的理由,主要因爲「作者完全脫離歐洲社會,因而長年來,能夠深入印度人性格中的黑暗與未知深處」。 Continue reading →

難以超越

 战公正的觀察,似乎能夠開拓對有一定知識者無法進入的深淵。一八九八年,英國首席印度學家馬克斯,謬勒教授還表示,身爲印度習俗見證人的杜波,後人難以超越,也幾乎沒有其他人可以融入當地人的想法中。加看來沒有辦公椅可以阻止這位修院院長永垂不朽。直到一 一十世紀八〇年代,我們才發現杜波賣給東印度公司的手稿,並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一七三四年至一七七九年在印度活動的耶穌會教士賈斯同洛宏,庫杜的。 只有少數人還將無知視爲公正,因而稱之爲旅行者的美德,儘管經常有人批評,事前對旅行目的地的詳盡硏究將減弱實地觀察時的新鮮感。類似下述德國東方旅行家烏里希,亞斯培,翟成的說法依然不斷出現:透過文字描述、銅版刻繪等,我們對某地旅行時所碰上的東西,之前就巳有了清楚的概念,因此這些東西帶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減弱甚多,而我們的敘述方式也就沒有那麼生動;簡而言之,我們的敘述必然會喪失其逼真性。 然而,翟成深信當代的看法,大家必須「先透過文獻知道某地或某國奇特之處,這樣才能喚醒自己的注意力」。湖誰不理會這點,就要自行承擔後果。一八〇五年,俄國出使中國的使節團領隊尤里,葛羅夫金伯爵的一無所知,便造成嚴重後果。他故意不去收集關於中國的資訊,好不帶偏見地處理新的經驗,卻很快落入一系列外交禮節的陷阱中,連他飽學的隨從也束手無策,他的外交任務因而失敗。一七九四年,在北京宮廷中,可憐的巴里島使節團也有類似遭遇。他們的第一 一號人物以一 一十年來沒讀過任何有關中國的書籍而出名,因此碰上許多釘子。刚整體來看,十八世紀自以爲天眞的旅行家,幾乎未受公開的推崇,消失在低級讀物的底層。高等的旅行家則是飽學、準備周全,而且不帶偏見。 親眼所見在安奎特—杜培宏旅行壯舉三段模式的第一 一個步驟中,成熟的旅行家發現要面對事實。他應該要觀察,並盡可能精確描述事實。他的任務在於「觀察要銳利準確,描述要清楚、冷靜及眞實」。抑在歐洲海外報導開始之際,已有能夠要求正確的細心觀察家。追求現實主義,並非啓蒙運動的發現,在十七世紀早期些旅行家身上已經見到這種現象早在那個世紀末,偉大的經驗主義者已經出現:坎弗、拉,盧貝赫、德.布魯因、威廉,丹皮爾、塔維尼珥。一八二 二年,哈默—普格斯塔認爲在可被驗證的精確上,沒人可以超越一六三一 一年吉勒斯對君士坦丁堡的描述。約一六七〇年後,一種經驗性的認知態度,基本幾乎得以貫徹:經驗法則可以用來對抗古代和現代的學術權威。經驗主義的高峰之一,便是威廉,米爾本一八一三年的劃時代作品《東方貿易》。書中根據在孟買及廣州間許多亞洲地區的七次旅行與十幾年來的材料收集,十分仔細描寫了亞洲的大城市,沒有添上:絲異國色彩或價値判斷。叫「高級」旅行在其科學馴化階段的核心是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中心又是親自過目,即哈默普格斯塔的「親眼檢視」。自希羅多德起,依賴目擊證人的權威,對旅行者來說很重要。只有自己親眼所見,似乎才算符合眞實:至於室內設計觀察者有沒有誇大、誤解或說謊,那是其他的問題。大家見到的圖像,應該是通往眞實的道路,而不是目的本身。一八一 一年,圖像與眞實間的區分才隨著夏托布里昂而出現:「我尋找圖像,就這樣。」刚在十八世紀,親眼所見,毫無疑問勝過親耳所聞與皓首窮經。 Continue reading →

尊嚴奮戰

 像大旅行家尼布爾、沃爾尼與波斯研究者詹姆士貝利弗萊哲,更是著重強調這點。在不尙空談的時代中,單只保證自己親眼見過某種天然酵素東西,並不算大功告成,批評家隨時會懷疑。葛梅里,卡雷里的身後名聲,因而失色。當他安撫自己的讀者時,只不過遵循著一個老傳統:「我沒親眼見過的東西,我不會當眞。」不過,並不難證明他從何處抄襲其他的旅行者,而根據「誰只要說過謊……」這個說法,這位一七〇〇年左右,大概是地球上腳步最無遠弗屆的住民,也只能被判爲騙子。一七七三年,那名相當正直且博學的旅行家詹姆士 ,布魯斯,從伊索匹亞和蘇丹回來後,還得長年爲其尊嚴奮戰,因爲一些有影響力的當代人與英國部分媒體,認爲他對非洲風俗的一些描述並不可信。直到後來造訪同一地區的人士證實了他的觀察,這位著名的陸路旅行家才得恢復名譽。 當認證眞實的修辭再也不起作用,就得尋找其他途徑。作者們往往藉由承認自己視覺侷限所在,來試圖證實自己的眞實性。雪弗克船長在全球航行時,在廣州港因病待在船艙,沒見到中國,他公開承認這點,比透過一 一手資訊,顯然對他而言比較可取。別一八一六年,出使中國的外交官亨利,艾里斯甚至順帶坦承自己深度近視,眼鏡也有問題,其他許多旅行者一定也有這種辦公桌現象,對整個旅行文學類別來說,可是駭人聽聞的事。對此,可以再提一般人喜歡看到,卻從未見過的東西:「許多作者寫過的」土耳其後宮、暹邏的神祇判決、爪哇的犀牛等。脚並不是太多作者,能有深入的認知批判。那名懂得思考的畫家威廉,哈奇斯便懷疑,在東方長期停留,並不會強化見識,而是令精神衰弱,抑制住原先的單純印象,導致內心遠離眞實。一七六九年,聰明的路易斯,卡斯提昂便有了激進的疑慮:要是亞洲人是在演一齣大戲給歐人看,甚至整個「東方專制」只不過是喜歡故弄玄虛的外國人所編導出來的,那會如何?還有其他人誠實坦承,並不理解自己所觀察與描述過的東西。我們還記得,湯瑪士 ,曼寧站在拉薩的布達拉宮前不知所措。透過耶穌會修士而在北京擔任宮廷畫家的尙—丹尼斯,阿提雷〈譯注:中文名字王致誠)修士,在一七五四年抵達中國後不久,畫過乾隆皇帝出巡圖。這個可憐的傢伙,當然希望見到威嚴的中國儀式,卻發現沒有盛大的公侯行列可以入畫,只有到處亂跑的人群:「他所見的一切,只是騒動混雜、亂七八糟。他看到一切,卻什麼都見不到。」加不過,最後皇帝並未不滿阿提雷的畫。爲什麼?因爲乾隆已見過西方繪畫,知道其特殊的表現方式。身爲畫中主角的皇帝,可以從文化角度來解釋畫面的錯誤。 約翰,蓋奧格,葛梅林再次十分詳細描寫一座西伯利亞韃靼村落中的屠羊儀式時,也立刻承認自己不懂其中含意:「如果知道其中的宗教意涵,這個儀式會描寫得更好。由於我在這裡沒有可以運用的訊息,只能敘述自己所見。」浏葛梅林既未把這儀式解釋成原始的胡鬧(「迷信」),亦未以自己的理論強做解釋。他不做任何評價,僅只如實紀錄這事件。並非所有歐人都藉由自以爲是的「哲學」評論來處理外國人,他們認爲這種評論可以穿透事物外貌,觸及蘇美島事物本質。在觀察者仔細描述自己無法瞭解的事情時,親自過目是最誠實的方式。 在哲學的刑場前安奎特杜培宏勾勒「眞正的旅行家」之際,隨著去除偏見與親眼仔細觀察後,便是第三個步驟:判斷。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後,科學的旅行家才會成爲哲學的旅行家。身爲這種人,他會評估自己認知的東西,依據理性標準來衡量所見。 Continue reading →

評價客觀

 一位出色的旅行家並不滿意把這樣的事實當成清楚的客體來記錄葛梅林在韃靼村子的保守行徑,並不算完成任務。當代人期望旅行家能好好評估異國狀況,最好能幫歐洲 上一課。他不該吹毛求疵,也不該不加細査,就把歐洲的判斷標準用在遙遠的國家上,但他更不該保持中立。他應指名道姓說出magnesium die casting不合理與不公之處,譴責當地的專制君主,不應寬恕歐人的惡行。這種評價客觀理性的觀察家理想,是啓蒙運動後期的一個理想。在隨後的章節中仍不時提到的旅行家,便受當代人讚美接近這種「哲學」觀察家的理想:如安奎特杜培宏自己、旅行敘利亞與埃及的沃爾尼、旅行阿拉伯的卡斯騰,尼布爾、陪同庫克船長搭乘「決心號」前往南海的弗斯特父子、描寫蘇門答臘島的威廉,梅斯頓,或亞歷山大,馮,洪堡。 不過,只有少數人幾乎達到這個崇高的理想。歐洲人理性判斷的整個方案,奠基在搖晃不穩的前提上。誰誤解或濫用的話,可能便會以爲安奎特杜培宏的第一及第一 一階段去除偏見與仔細親眼察看是多餘的,而只做出判斷。例如約翰貝羅這樣的作者,一七九三九四年,他和馬戛爾尼勛爵待在中國,破壞了描述與評價的均衡關係。在他身上,判斷不是來自事實的說明,而是前提。有關中國人的文明程度,觀察材料往往不再被當成無庸置疑的判斷依據。如已經提過的康奈立斯,德.博,這位「哲學」沙龍旅行家的法官態度,令他名譽盡失。他幾乎沒見過世界,卻不怕對中國人與美洲當地人做出誇張〈且常被引述〉的判斷。這些根本只是判斷過頭的安樂椅旅行家,而不是眞正的旅行家。哥廷根大學的人類學家克里斯多夫,麥納斯,尤其是蘇格蘭歷史家詹姆士 ,米爾,都是明證。 詹姆士 ,米爾是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約翰,史都華,米爾之父,自己也是小有名氣的政治理論家,他一八一七年出版的三冊《英屬印度史》,成了十九世紀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印度書籍。數十年來,東印度公司的新進自助洗衣職員都靠米爾這部作品,認識印度的歷史與政治。作者的書寫成就,讓他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行政部門平步青雲。最後,他成了總檢察官,類似印度問題的國家常務次官。 詹姆士 ,米爾的《英屬印度史》不只是十九世紀後期意義下的歷史著作,前五百頁系統描述著前殖民時代印度教的印度文明。書中大部分內容,都在正面攻擊印度文明,認爲此一文明毫無價値,無法改造,因而米爾至今在印度聲名狼籍。我們在此不該涉入這個判斷的棘手背景中浏,而是要注意米爾的特別認知態度。如前一世代的重要印度專家愛德蒙,柏克,詹姆士 ,米爾從未到過印度,亦不懂印度語言或研究蒙兀兒史料不可或缺的波斯文。不過,他特別熟悉西方的印度文獻與當時即已相當龐大的官方材料,並受益於自一七八八年起在加爾各答出版《亞洲研究》的威廉,瓊斯學者圈子的研究結果。此外,他讀過許多有關其他亞洲國家的書籍,因而能在《英屬印度史》中不斷插入比較評註。簡而言之,詹姆士 ,米爾是位資訊全面的飽學作者。 由於他的印度知識來自一 一手或三手資料,米爾事實上應該表現得小心與謙虛。據安奎特—杜培宏的標準與啓蒙運動後期的旅行理論來看,他缺乏對異國文明做出判斷的各種前提條件。然而,米爾未有任何謙卑的悔悟,反而調轉矛頭,質疑旅行者與東方學者的判斷能力。他表示,當地的旅行者及觀察家與東方編年史及手稿的譯者,全都陷入某種當局者迷的盲目中。他們只見到小部分的眞實情況,卻草率做出以偏蓋全的推論。就算是位仔細的辦公家具觀察家,在長年停留期間,靠著優秀的外語能力收集到有關印度的資訊寶藏,亦毫無資格從更高的立場來下判斷,透過罩純的觀察與學會外語而取得的心態習慣,和其他的完全不同,不管是综合、區分、分類、判斷、比較、評估、推論、歸納及哲學論述等能力,簡而言之:即從歷史材料的巨大礦藏中取得珍貴寶石的最重要能力。 Continue reading →

啓蒙時代

 在詹姆士 ,米爾的理解中,史家在有限的眼耳見證中,以作品爲代表,在自己類似法官的席位上引述與挖出任何他想納入自己網路行銷資料拼圖中的片段資訊。只有同其觀察對象保持空間與思想距離,有「哲學」傾向的史家,才能綜覽一切。只有他才看得透人類、政治及社會的本質,認出賦予個別資訊意義所需的起因、影響及人類學規律。由於詹姆士 ,米爾有意拒絕親眼勘查,從「哲學」上判斷文明的要求,便脫離了經驗的基礎。啓蒙運動的理性米爾自認爲其學生在那個時代結束時,完全喪失了自己的依據。米爾並未藉此開創學派。在他那個時代,不依循理論的經驗主義觀念已經出現,只收集事實,讓事實自己說話。蒙史都華,艾分史東比米爾的《英屬印度史》早兩年出版的著名阿富汗報告,已採取這種方式。则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可以避免毫無根據的誇大,對詹姆士 ,米爾這樣的小人物而言,只會難堪。約翰,克勞福博士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一八二八年,這位十分開放的博學外交官將自己的暹邏之書分成遊記與系統的方志兩部分。遊記以十分友善的筆觸勾勒出和克勞福相處愉快的暹邏人,他也十分願意繼續瞭解他們的在文化上典型的行爲方式;而系統的方志部分,則出現極端負面的評價,完全只是自主的「哲學思維」。啓蒙時代「眞正旅行家」的aluminum casting理想整體破滅了。 有疑問之階級的方法觀察粗略,冋憶騙人。誰會相信;名在多年後才寫下印象,甚至還能記住談話內容的旅行家?公眾對實地經驗之期待所產生的壓力愈人,旅行作家也就愈願意告知他們自己如何進行觀察。詹姆士 ,布魯斯盡可能立刻記下所有看過的東西。哈默—普格斯塔每次在伊斯坦堡漫步後,便立刻坐到桌前。在中國的歐斯貝克在口袋裡記下所謂的筆記,避免被當成間諜。尼布爾很遺憾在丹麥阿拉伯遠征隊第一階段,即負責民族志的馮,哈芬教授還在世時,沒有記下任何有關風俗習慣的筆記。十九世紀早期,報導的文類逐漸出現差異。一八三〇年代,安德魯,史密斯從自己在南非內陸的探險活動中,帶回一本有著田野紀錄的日記、一份精心完成的路線圖及一份摘要報導。 要讓觀察結果盡善盡美,不能只靠個別旅行家的認知秩序感觀。在歐洲,很早就在規劃「旅行學」這種旅行藝術的理論。這套理論試圖在從事必備的壯遊的年輕仕紳中,喚起認眞對待旅行的態度,並建議如何獲取最佳的認知結果。原本只爲歐洲內部設計的方案,也運用在跨文化的旅行。 一六二〇至二五年,西里西亞的貴族亨利希,馮,波哲在其經由小亞細亞及波斯抵達南印度內陸的東方之旅,已亦步亦趨依循當代文獻中的旅遊方法指導。则問卷是種系統認知異國的方法,但不算新。十三世紀時,教宗英諾森四世試圖透過發給權威人士的提問清單,來盡量認識威脅基督教世界的謎樣蒙占人。「現代民族志」,一名史家這樣表示,「亦無法問如此全面與精準;掌握一個社會大型結社的重要標準都被表述出來。」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指示一些雇員回答有關亞洲各個國家的問卷。在日本爲荷蘭東印度公司活動達一 一十一 一年之久的法蘭斯瓦,卡宏,受到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巴塔維亞總督菲力普,盧长斯的三十一個方志問題啓發,寫下了十七世紀〈一六三六年之後寫成,一六四五年出版)非傳教士作者所撰最受矚目的日本臭氧殺菌報導。则盧卡斯的問題是對陌生國度一無所知的人所會問的問題。例如,他會對「日本有多大,是不是一個島嶼」、如何處罰罪犯、如何分配遺產及該國進出口哪些貨物感興趣。這些問題的普遍性,讓卡宏有很大的施展空間來詳細回答。 Continue reading →

經驗老到

 一六六〇年代起,英國皇家協會成員便提供在異地旅行或停留的同胞類似的提問清單,其中包括駐史密納的領事保羅,萊考特。關整個十八世紀,這個關鍵字行銷傳統仍然繼續著,並特別受到皇家協會長年來的主席〈一七七八— 一八二〇〉約瑟夫,班克斯爵士的照顧呵護,他自己也參與庫克的第一次環球航行,是位經驗老到的旅行家。一六八九年,哥特弗列德,威廉,萊布尼茲寄給傳教士克勞迪歐,菲力波,格里瑪帝三十個基本上有關中國人科學與技術現狀的問題,並在羅馬親自聽到答案。脚一七六六年,政治家、經濟學家及社會哲學家圖格特爲耶穌會修士派至法國的兩名年輕中國人高與楊,擬了 一份包含一 一十五個、部分相當詳細的問題表格湖,其中主要涉及經濟問題,是耶穌會修士在例行報告中較少提及的。圖格特問了土地市場、稻米價格、利率與在中國各省的工資等問題。 哥廷根的東方學者暨神學家約翰大衛,米夏艾利斯提給丹麥阿拉伯遠征隊路上所用的問題,洋洋灑灑塡滿了 一本書;書中還附上巴黎銘文暨文學院的額外提問清單。基本上,米夏艾利斯關心聖經中的地理及民族志。針對每個問題,米夏艾利斯都概述出當代的研究現況,其中幾個問題,他設定正常的假設,希望旅行者可以提供經驗性的驗證。巴黎的學者比較在乎伊斯蘭問題及阿拉伯人的翻譯公司關係與風俗,並想知道自中世紀阿拉伯的全盛文化後,是否「其科學成就已經消失」。则然而,尼布爾和同事只回答了少數問題。一七六四年八月,當米夏艾利斯的包裹送達孟買的收件人處時,遠征隊的成員只剩尼布爾還在世,正準備打道回府。郵件的延誤,亦令這些旅行的學者無法獲悉丹麥國王的指示。那裡規定每位旅行者必須記錄筆記,定期抄寫寄回哥本哈根,還要收集自然歷史藏品與購買價廉物美的阿拉伯文手稿!可蘭經例外,因爲土耳其戰爭後,歐洲巳有不少。國王對阿拉伯的人口統計特別感興趣。爲了確保自己的安全,也出於自己的分寸,旅行者不該帶著科學征服者的激昂情緒,而該保持客人的溫厚:所有的旅行者面對阿拉伯人民,必須盡量彬彬有禮。他們不該反對他們的宗教,連暗中露出鄙夷之情都不該。他們應該克制自己,不讓任何人惱怒:也包含部分會讓一無所知的穆罕默德信徒疑慮的活動,好像他們是來挖寶、施展魔法,或打聽不利當地的事情,應該盡量低調行事,盡可能讓人滿意在沙俄探勘亞洲領地的帝國任務中,缺少這類體貼。在帝國高層規定的一般工作範疇中,這些大型研究計畫的任務,是經由一系列會議商訂,特別重視收集經濟資料。有關土地性質、其農牧使用的可能性、 農業經濟與游牧經濟的狀況、狩獵、水產業及養蜂的情形、手工及製造業的現況、土地礦藏的蘊藏量等資訊都該收集,一八〇〇年一 一月,英國印度總督衛勒斯里下達十分類似的指示,要自然科學家法蘭西斯,布坎南測量之前不久所征服的南印度地區,也同樣帶有帝國動機。衛勒斯里不只詳列出觀察客體,也列出布坎南應該提出建議的問題。口在法國「意識型態者」處,即世紀交替的一種思想派別,旅行者一個基本上愛好發問的團體的方法論指南發展達到顛峰。他們承襲了古典啓蒙運動的動機,致力將其轉化成人類的die casting經驗科學。觀念學派的健將康斯坦丁—法蘭斯瓦,夏瑟博夫,以自選的名字沃爾尼著稱。一七八三至一七八五年,沃爾尼以年輕的獨立人士與維岡部長的特務身分周遊近東,並在一七八七年出版《埃及與敘利亞之旅》一書丄乂刻成爲一本結合了經驗觀察、哲學評論與高超敘事的傑作。十幾年後,亞歷山大,馮,洪堡仍稱沃爾尼爲「那種最能勾勒出不同環境下的人類的哲學旅行家。」沃爾尼不只是刻繪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圖像的文人,一名社會圖表學的奠基者,也是將舊的旅行學藝術理論堅持不懈轉化成經驗式社會硏究的科學方法的人。在他三十歲即已出版的近東報導中,他已將國家一 一分成自然狀態和政治狀態。 Continue reading →

教育知識

 自然狀態主要是指土地性質與氣候,而政治狀態則不只受政治關係的決定,也受種族、社會及經濟關係決定。不同於早先經驗傾向的旅行家,只要對農業沒有直接意義,沃爾尼便放棄植物學與動物學的觀察,因爲大陸新娘在這些學科上未受過訓練。作爲決定條件與環境,自然世界對人類的社會生活有其吸引力。 旅行仕紳的自我實現、吸納教育知識後的自我完備與表露後的旅行動機,對沃爾尼而言,已無任何意義。無法升格至「哲學」表述高度的主觀看法,已被剔出報導之外。因此,沃爾尼跟尼布爾這樣先前「實事求是」的旅行家不同。旅行家盡可能收集更多盡可能精確的資料,再依據嚴格的科學方法做出「哲學」分析。這種分析導致鮮明的判斷,正如判斷所免不了那樣,而沃爾尼所認爲的旅行工作,應該對國家有用。沃爾尼仍然承認這種判斷的相對性,不對任何一般人物下自己的評價。但個人口味上的偏好以及其他相對的條件,還是使人無法不做出科學上的判斷。则沃爾尼的哲學判斷,特別針對異國民族「道德性格」所做的判斷,跟詹姆士 ,米爾的演繹與不容置疑的方式相當不同。要能做出這種判斷,需要一個相當實際的驗證方式:大家必須和自己想徹底研究的人打交道,必須進入他們的情況中,好理解影響他們的力量是什麼,並會產生何種愛好。因此,必須在他們的國家生活,學習他們的語言,實際運用他們的習俗。 不僅必須和所碰到的偏見搏鬥,也要和自己帶來的偏見搏鬥心會偏袒,習慣則強大無比,事實難以對付,而幻覺廉價。觀察者因此必須謹慎,但不要膽怯。無法不透過其他人眼睛來觀察的婚友社讀者,必須同時監督著權威人士及自己的理性。 一七九五年,他在五人執政時的法國政府委託下,沃爾尼將自己東方之旅已在運用來理解材料的體系,修改成名爲《公眾經濟問題》的目錄,涵蓋一三五個用語精確的問題。一八一三年新版時,他換上更加清楚的名稱:《旅行者所用的統計學問題》。這此:問題是給法阈外交官、領事與旅行代理人所用。 不同於米夏艾利斯專爲丹麥阿拉伯旅行者所寫的提問書籍,沃爾尼的問題則是能夠普遍運用在地球上各個國家的認知體系。不只個別旅行者的認知應該受到訓練;從革命時期與拿破崙時期法國的全面seo計畫脈絡下來看,沃爾尼更企圖收集一種盡可能全面,最後能爲政治所用,有關地球許多國家的知識,而且盡可能以歸納妥善、可資比較的形式面世,可說是個世界檔案。 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入侵埃及,提供這類大量情報收集一個獨特的機會。拿破崙帶著一百六十七位學者與藝術家前往埃及,在那將收集來的材料編纂成《埃及記述》這個鉅著,於一八〇九至一八二三年間,分成九本文字冊與十四本圖冊出版。隨後的數十年間,法國軍隊介入之處,就出現類似的資料收集大工程:一八一 一九至三一年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一八三九至四一 一年在阿爾及利亞,一八六五至六七年在墨西哥。则就算沒有參與這類計畫,自己單打獨鬥的旅行者,按照沃爾尼的意圖,也該注意這種提問體系,以助整體的成功。在這種概念下,原本致力旅行藝術教育的個別旅行家,成了 一個政治情資機構中的小齒輪。旅行家不再自主。 Continue reading →

修辭學的傳統

 沃爾尼的一百三十五個問題,不是開放的清單與可增補修訂的建議,而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報告者不得擅自增補修改。一七九五年,法國政府在前言中明確表示,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不希望見到任何隨意的公司登記記註,而是準確的回答。则沃爾尼的基本格式如下:则這些問題經常加上說明,以求更加精確。在農業的部分,沃爾尼加±特別指示,要針對個別農民活動進行示範性及全面性的研究,此外,並挑出一 一或三個不同的村莊:例如種植葡萄的村子與農耕村落。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一直靠最可靠的感覺器官眼睛來回答。沃爾尼問題目錄的官方前言,便特別鼓勵手冊使用者,由手冊中的問題來主導他們和當地人的談話,由於缺乏其他活動,便靠這些問題來打發他們的閒暇時間。這些問題應該傳遞下去,應該不斷問著。跑關於這類口頭收集得來的資料,可靠性如何驗證,沃爾尼並未交代。至於那些聲稱只複述自己視覺印象的人,多半依循一種修辭學的傳統,而不是描述他們資訊收集時的眞實情形,經驗老到的報告者亦一分明白這點。例如,在威廉,梅斯頓身上,就可清楚發現這種顯而易見的事。 一七七一年,七歲的愛爾蘭外籍新娘梅斯頓跟著哥哥任職東印度公司,來到蘇門答臘西部東印度公司所屬的明占魯州。他在那待了八年之久,學得豐富的語言及當地知識。受到庫克船長第一次環球航行後出版物的啓發,並在有影響力的約瑟夫,班克斯贊助下,減輕了負擔I自一七八〇年起,他可以參加班克斯著名的「哲學早餐」梅斯頓開始記述蘇門答臘,當時亞洲最陌生的地區之一。一七八三年,《蘇門答臘史》一書出版,就在梅斯頓回英國不到四年前夕。同年丄一十八歲的梅斯頓已成爲皇家協會成員。 一七九五至一八〇七年間,他擔任過海軍總部的高等職務,類似海軍的永久常務次官。返休後,他寫了許多作品,包括一本馬來語文法與一本馬來語字典,兩本書都受自己與亞歷山大,馮,洪堡的高度推崇。他是當代主要的比較語言學者之一。從某些方面來看,梅斯頓是沃爾尼的英國版:和他一樣,一名自學有成的人,由中等市民爬到國家高官,沒有玩弄當時的政黨政治,一名活躍的年輕人,靠著一本方志記述成名,該書數十年來成了客觀精準的範本,最後像晚期的沃爾尼也是一名亞洲硏究的贊助者與先鋒。 梅斯頓在他的《蘇門答臘史》開端,就向讀者保證報導內容無庸置疑的眞實性:大部分描述到的東西,都來自我個人直接的觀察。其他不是島上人盡皆知的,便是根據任職東印度公司者的權威訊息,他們長年和當地人交往,精通他們的語言、思想及風俗,最後性格上令人敬重,贏得人們深深的信賴,而能帶來人證。则直接觀察便是視覺印象,是不熟悉這個叢林島嶼內部的梅斯頓,在自己認知範疇中所能擁有的。不同於能夠一直隨著無數前人足跡旅行埃及與敘利亞的沃爾尼,只要梅斯頓堅持達成百科全書式整體描述這座島嶼的目標,便只能依賴其他人的報導。他在自己的書中提到幾位,但不全是這類口頭資料。面對他那些英國消息人士 ,他只剩下驗證的方法,也是讀者面對旅遊報導時所能倚賴的。如果無法藉由實際經驗來檢證,而相親消息人士又通過了可信度驗證的話,那麼最後就只剩下「信賴」途。 耳聞與道聽途說文學手法突出的遊記,特色在於讀者不僅透過作者「中介的眼睛」(沃爾尼)來看,也透過他的耳朵來聽,結果對亞洲的印象因而產生矛盾。一方面,在那可以聽到歐洲人覺得陌生的聲響:大城市中的南腔北調,一種無所不在的嗡嗡聲〔如烏茲別克的布哈拉〉,中國及越南街頭上的銅鍋、擊鼓及搖鼓聲,西貢特有、像喇叭般的象角聲,中國船上指揮縴夫的鑼聲,波斯夏夜鄰家屋頂上人們活動的聲響。 Continue reading →